宋婧有些无奈的笑了笑，站起来身，但是她面色上有些红润，显得比较激动。

这什么情况？

苏未济看着她笑了笑道：

“我答应过不讨论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在何种程度上增强着居首位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样死守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所以，让我们对这幅图画的反面作短暂的一瞥。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地强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当然，被压抑的内驱力在种类和强度上各不相同。一部分原因是：它们产生于幼年时代所受的不幸。比如，某一病史告诉我们，患者在5—8岁以前暴躁易怒，后来逐渐好转，但代之而起的又是过分地驯服。不过，成人时期的经验也会产生和增强攻击性趋势，因为许多因素都随时可以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要在这一问题上深入研讨所有这些因素，超过了本书的要求，这里只需说明：“自我抹杀”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加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在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了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情、驱力、态度都受“压抑”时，我是根据弗洛伊德对该术语的理解来运用它的，意思是：病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的存在，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忧心忡忡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来。这样，每一种压抑都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患者把内心的某些东西压抑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在屈从型中我们可以找到几种回答，而只有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想化意象和虐待狂倾向以后，才能理解这些回答。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是：敌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他绝不敢贸然招来这种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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