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讳言，在帝国极盛的岁月里，也不乏忧患与混乱，打遍东亚无敌手的大汉帝国，也同样难免边患之苦。那些每年都会在帝国边远穷困地区发生的蛮乱、民乱、贼乱，就不需多说了，“治安战”事实上在帝国内部也属常态，并不是那些对外开拓的封国所独有。

在建隆时代，朝廷边患之剧，并不在差点打起来的安东，主要有两处，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从建隆八至十八年，刘文济领衔的帝国朝廷，也耗费了极大精力，用在两个方向，这是刘文济整个统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记叙的“武功”。

历来之盛世，怎能没有“武功”之点缀，还不能是一般小贼小乱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

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乱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于成都召见滇、黔诸部土司之后，整个西南平静了足足三十年，当然一些“日常性”的动乱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平稳的汉统秩序下，并且汉化的车轮也在潜移默化中向历史前方滚动着。

三十年间，滇黔地区是有莫大进步发展的，政治制度的稳定与社会治安的保证，往往能催发繁荣，那段时期，也堪称滇黔地区有史以来文明程度最高、社会最繁荣的一个阶段。

当然，这份繁荣是以汉文明作为火车头带头前进的，其主要实现的方式也是通过与汉人的密切交流，最终呈现的也是一种汉夷杂处融合的局面。

经济上，滇黔二道虽然始终没能摆脱对剑南与朝廷援助的依赖，但也畜牧业与手工业也蓬勃兴起，作为茶马经济圈的支柱之一，畜牧业是其重要发展动力，滇马的名声可是遍布西南，再辅以各种手工制品、金属冶炼、传统农业，牛黄麝香等药材的发掘，山高林密、道路险仄的西南大山，已经不能完全视作穷乡僻壤来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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