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浸淫皇帝生涯的时间越久，刘文济对此感触就越深。在法制建设方面，至少在法律条文上，经世祖、太宗两朝的不断完善，已经到了一个很全面、详尽，甚至显得繁琐的地步，其复杂、琐碎堪称历史王朝之最。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刘文济彻底掌握朝政大权以来，对帝国法条的修正动作几乎就没停过，事物是不断运动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很多新事物出现了，带来新矛盾与新问题，很多就条文也不合时宜了，这些都需要进行适当的删改与补充。就比如建隆六年的“人口买卖”事件，风波过后朝廷围绕着移民政策与人口拐卖犯罪打击，增加了七十多则条文......

对法制的修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删改上，很容易便触及到一个“祖制宗法”的问题，帝国的权贵中，不管其用心如何，绝不缺少高擎祖宗成法与皇帝角力的人。

虽然最终，往往是刘文济获得胜利，但那种体验、那番滋味，是绝不好受的。同时，仅仅是法律条文的修正就已经极其繁复了，再要落实到执行、监察上，这其中需要打通的环节、解决的障碍，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拿安西国来说，魏王刘旻在位时，曾颁布了一部《大法典》，然而那部法典，其内容细节方面，比之帝国制法条文，简单粗糙了不知多少倍。

就是这样，到刘旻死时，也才在《大法典》的基础上，勉强组建起了一套执行、监察系统，其法制也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与水平。

当然，这也与安西立国之根本“营所制”有关，在军、营所的管辖之下，王朝法典的诸多事项实则并不适用，也无法通过法制对那些大小封建主们形成有效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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