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这里所说的风险，当然指的主要还是上海有关方面的对“星期日工程师”这种流动技术人员的不认可和设置的种种限制障碍，甚至是批判和处分。

他的这种担心和考虑不是毫无道理和无事实根据的。

实际上，从上海市来讲，对这种类似“挖墙脚”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归结起来，很多单位的领导对“星期日工程师”主要有“三怕”：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干“私活”，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朝外弯”，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

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流地位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的现象，常常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私活捞外快”，严重的还曾遭受到批判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所以上海检察机关经常以对内办受贿，对外办行贿的名义，接二连三到江浙一带和上海乡下等地抓人。这其中，有收容审查的，有取保候审的，甚至还有直接批捕的。把很多地方的乡村干部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到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王国良的根据，他们学校就有两位老师，都有“星期日工程师”的经历。虽然他们两人最后的结果不同，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尤深，印象深刻。

现在和他一个教研组的杨老师，本来从事的是无线电的研发和教学工作。两年前，为了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

事情办成后，当地的乡镇企业领导塞给他一只信封，杨老师不敢要。但是对方最后还是硬塞给了他一条黑鱼、一只甲鱼，盛情难却，他只好带回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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