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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不管扶桑自己意没意识到，其实它的命运和中华是紧紧相关的，尤其是亚罗号战争（1856年-1860年）对其影响尤盛：

最开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佛联军获胜，迫使大老井伊扫部头一系毅然与洋人签署了通商约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华获胜，使扶桑高层对是否坚持开国通商发生了动摇，进而在樱田门之变后促使井伊一系被一扫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战落幕，英佛最终占了上风，又让此时的幕府执政久世、安藤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立场——洋人惹不得，攘夷还需从长计议。

但这样左右摇摆是要付出代价的，上层犹豫的时候，扶桑攘夷之风已经成了气候，连西洋人都感到了压力。

根据安政五年签署的通商约定，扶桑除了三港（长崎、神奈川、箱馆）于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对外通商外，还有两港两都要随即开放：

新泻港开市时间为西洋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户为1862年1月1日；

兵库和大坂则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泻由于沙洲过多，因此西洋人主动放弃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这江户、兵库和大坂的开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鉴于扶桑攘夷的气氛高涨，英吉利公使阿礼国，居然赞同幕府延缓开市的请求，但要求其出使欧罗巴向各国当面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这实在是难得一见的景象，由此可见此时攘夷的声势之大。

其实，扶桑攘夷的高涨，同样深刻受到了中华的影响：

亚罗号战争，从1856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英佛和中华时打时合，这贸易依然大受其苦——当然，长发之变造成的时局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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