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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末的时候正值大清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内陷入经济低迷，国内工农业剪刀差的做法危及了国家整体的经济活力，农业和农民被当成了牺牲品来供养整个国家的工业，整个社会还没掀起活力，已经暮色沉沉，明治维新以来变革的大车已经拉不动了，日本危机四伏，随便一个小火苗就能掀起一场革命。

议会正式对伊藤博文的内阁提出不信任案，要求解散内阁重新选举，伊藤博文也面临下台的危机。就在这时，朝鲜向宗主国大清求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伊藤内阁赶紧让驻大清的公使督促大清出兵。浙江布政使发来几份奏本都是说日本包藏祸心，但是日本依然无耻的表示，“贵政府入朝戡乱，我方乐见其成，并无他意！”慈禧和李鸿章见日本公使就已经这样表示了，说明胡布政使所说的都是自己一番臆想，胡乱猜测。慈祥为了安胡聘之的心还把日本的公使的保证电报给浙江布政使衙门。这一下胡聘之有些拿不准了，前些日子来的书信，杨旭言之凿凿，说日本包藏祸心，言行不一，一时间有些将信将疑。

等到6月6号，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淮军约两千多人从朝鲜牙山登陆，起义军看到了朝鲜政府的决心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过了三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以保护侨民让日本派出先遣队400多人登陆进入汉城。又过了三天将近800多日本先遣队又登陆朝鲜进入汉城，气氛有些紧张。朝鲜的起义军和朝鲜政府顺利签署了全州协议。

朝鲜政府见合议达成，让两国撤军，袁世凯和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开始撤军谈判，大鸟圭介口头上答应撤军，但是又约定形成书面协议，这时候袁世凯、叶志超和聂士成都感觉不对，一封一封的电报向国内询问意见，到了6月15号大鸟圭介突然抛出一份“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提案。袁世凯傻了，他一直以朝鲜的“太上皇”居高临下的把持着朝鲜，这一份文件相当于日本也插手进来了，再说朝鲜改革是朝鲜自己的事情，改不改也是自己说的算，日本这份提案算哪门子事，不仅袁世凯等人反对，朝鲜政府也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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