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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七年，对于大周贺姓江山而言，是一场动乱的开始，也是多年积弊的爆发，急公会高张反旗，讨伐檄文偏传各大州县，韦太后执掌的朝廷想尽办法也压制不住内乱爆发的消息，长安城中，除了懵懂小儿，几乎人人都在议论兵起衡州，被乱兵逆民推举为衡州王的太子铭遗后朱子玉，议论肃宗帝究竟是否篡位，谁才是真正的正统。

战乱当然不会立即波及长安，所以人们议论起来倒不带太多忧急，又甚至长安城内潜藏的急公会众，暗暗散布衡州等地将推善政的消息——不少豪贵地霸的田产都将重新分配平民，衡州王担保凡其治下子民，均无衣食之忧，亦不承担重赋之苦。

虽说相比地方州县，无论工窑重役，抑或土地兼并，京兆府因为是在天子脚下，子民们受到的欺霸都要减轻许多，然而，就说长安城，其实也有不少衣食无依的贫民，处于一不小心受了风寒，都只能躺在家中等死的境地，这些穷困潦倒的民众，当然不会拥戴对他们的生死毫不关心的韦太后，再经急公会煽动，不少都起意投庇衡州——尤其是那些家中子侄被强迫征服窑役，不堪苦累，丢了性命的贫寒人家。

韦太后当然也意识到长安城中有人煽动民心，下令严察急公会众，但凡流民被察获，皆按附逆处死，可如此严厉打击，却激发更多底层民众怨愤，便有那么一户人家，意欲流亡被捕，六十多岁的祖父，亲眼看着子孙被斩杀当场，连尚在襁褓的小孙儿也被官兵摔死，高喊一声“韦氏不亡，天下难宁”！

主动撞向官兵刀刃，死不瞑目！

以王淮准为首的不少尚存良知正义的官员，纷纷上谏，恳请太后宽恕那些生计无着，才被匪众煽动欲投衡州的贫民，指出动乱根结所在，呼吁废除工窑令，减轻百姓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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