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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颇有百花争放的感觉，《临时约法》彻底放开了报禁以及清朝对言论自由的过分压制，短短一年时间，报纸数量就从清末的100种激增到500余种；通讯社也瞬间出现了六家。

广大民众真的被帝制压抑太久，一下全部释放了出来。

李谕的无线电设备也因此在全国也卖得非常好。

对国内李谕一直低价出售，基本没有利润，反正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挣的，养养国内理所应当。

报界在民国初年的生长极为迅速，民众们同样支持报界，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时代，舆论为法律之母。无论为官为商，总须与报界联络”。

至于各家报纸的言论，更是没什么限制，比如上海的《民权报》，还有天津的《大中华报》，几乎“无日不骂袁世凯项城”。

袁世凯一时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蔡元培曾经评价：“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

梁启超后来也回忆说：“回想民国元年、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当各有一番之研究……”

现在帝制刚消亡，国内有太多太多问题需要研究，各抒己见的自然多。

除了言论上的开放，国内同样迎来了一波结党的疯狂浪潮。

封建时代严禁结社组党、与闻国政，总是把“结党”与“营私”联系在一起。

晚清时代已经诞生了很多团体，到了民国时期，新环境刺激下，各种党派仿佛雨后春笋般出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

北京城毫无疑问是最多的，但凡有点文化的，几乎都被拉进了各种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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