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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谕写的文章便被刊登在了法国的杂志《科学与生活》上，但真正引起影响力的，还是《费加罗报》和哈瓦斯通讯社的新闻稿。

《费加罗报》是法国最古老的报纸，读者多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士，内容包罗万象，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法兰西“贵族风格”的报纸，甚至有“法国中上阶层圣经”一说。

而哈瓦斯通讯社面向的群体就很广了，大街小巷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的新闻稿。

哈瓦斯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如果说出其后世的名字，各位可能就太熟悉了：法新社。

这篇关于可证伪性的文章思想上颇有深度，理解起来又非常通俗易懂，迅速流传开来，在整个科学及文化圈层中都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许多学界人士盛赞李谕是“科学的哲学家”。

虽然哲学家这个词在后世有点被玩烂了，但当时的确是妥妥的褒义词。

但教会就不太乐意了，也在报上登文章和李谕的“可证伪性”对线。

李谕虽然文章中没有指名道姓提教会，但教会也不是傻子，这都看不出来，那真是不如去卖红薯。

不过李谕敢在法国发表可证伪性的文章，也是瞅准了法国天主教的地位。

虽然法国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是天主教大国，天主教信仰占比最高。但如果了解过法国宗教史的可能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说法国是“天主教孝子”，一定是带引号的“孝子”。又或者直接说他是“天主教戴孝子”。

说的就是法国对天主教的种种行为真是太“孝”了！

先是在十四世纪时把教宗从罗马搞到自己境内，一直困了半个多世纪，期间几任教宗都是法国扶持的傀儡，史称“阿维尼翁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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