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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指挥使衙门。

一袭青衫的杨鹤坐在签押房里，手执毛笔，书写向天子呈送的奏疏，几次落笔又几次叹息，终究还是没有写一字。

对于这位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来说，陕西的局势已经败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当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三边军务的时候，提出的是招抚之策，在他看来，陕西的民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祯元年就不断的灾荒和辽饷等重赋的迫害，让农民走投无路，只能造反，而神一魁等人的造反还因为多年的欠饷。

杨鹤一直坚持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一则他并不娴熟戎事，二则他深刻的认识到，如果不能给农民一条活路，降而复叛的事情会不断发生。

按理说，这个策略并没错，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粮，而辽东战事不断霸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莫要说赈灾济民，就是剿贼的军饷都拿不齐全，而他虽然是三边总督，却没有授权插手地方的财政，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

然而，剿贼之事到了现在，局势已经和原先有了大不同，在流贼的成分上，落草的边军已经和饥民合股，声势越发浩大，而灾荒频仍不断，也让饥民无法归乡，再加上贺人龙的杀降，让更多已经招抚的流贼复起，若不是大量流贼窜入山西境内，这陕西还不知道败坏到何等地步。

杨鹤思索了许久，终究选择了落笔，然而所写却是请罪书。

能在这个年纪成为二品大员，杨鹤对政争自然不陌生，从邸报和京城传信的蛛丝马迹中他已经预料到，端坐在京城的那位年轻天子已经对自己失去了耐心，而政敌的攻讦则更加速自己获罪的速度，对视君如父的杨鹤来说，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纵然他问心无愧，但陕西局势大坏已经是事实，是该有人担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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